一
孙本文(1892—1979)，字时哲，著名社会学家，江苏吴江人，1892年出生。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1920年考取江苏省公费留美。1921年就读于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主攻社会学。1922年获伊利诺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同年10月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4年入纽约大学研究院继续研究社会学、高级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与统计学。1925年获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同年9月入芝加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兼习经济学。1926年学成回国。1926～1928年任上海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1928年与吴泽霖、吴景超等倡议组织“东南社会学会”。1929年进而组成“中国社会学社”，并当选为常委。从1929年起任国立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兼系主任、教务长、师范学院院长等职。1941年教育部于全国学术界遴选部聘教授三十名，先生是其中之一。他连任两届，直至1947年。1949年初，孙先生被教职员工推选为中央大学护校委员会主席。先生是九三学社社员。历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南京经济学会理事和副会长，江苏省第一至第四届政协委员。1979年2月21日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二
孙先生是中国社会学这块园地的拓荒者，也是历尽艰苦、百折不挠的园丁。社会学从启蒙、发展到初步繁荣，可以说都经过先生的血汗浇灌和耕耘。他于1915年即受教于康宝忠教授。1921年赴美专习社会学。1926年返国后，即从事于西方社会学的介绍，并使之中国化，建立自己的社会学体系。
回国之初，先在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两年。1929年即来中央大学担任教授并兼社会学系系主任。1932～1941年间，中大社会学系曾两次停顿，1942年又在重庆恢复建系。复系伊始，孙先生以师范学院院长兼任系主任。1944年辞去师范学院院长，专任社会学系系主任，直到1949年中大和全国各大学社会学系均被撤销为止。在旧中国中大社会系停顿——复建——再停顿——再复建进而创立研究所，是先生执著不懈努力的结果。这也可以看出社会学在高教界所走的艰险曲折的道路。
我1944年入中大，正是社会学系复兴旺盛时期。当时复系已三年多，学生渐增，每年级的系友约三四十人，且逐年增加，成为法学院颇具规模的系料。1947年又新创研究所，孙先生兼任所长。专业课程设置有普通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思想史、近代社会学理论、美国社会学等二十二门课程，理论和实用课目日臻完善。
由于孙先生的声望和影响，延聘很多中外社会学名家和富有教学经验的教授，如黄文山、何联奎、徐蓝棠、言心哲、卫惠林以及美籍郝继隆(O’hara)博士等，先后到校任教。
三
孙先生治学态度之严谨，几乎尽人皆知。他著书立说，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渊博的基础上求精深。在他担任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二十多年中，著作等身，仅大部头的社会学专著就有近二十部。其中有三部巨著是他的代表作：
第一部《社会学原理》是普通社会学的入门书典。该书说理深入浅出，引证我国资料翔实。全书主要内容包括六部分：①社会学的研究方法；②社会因素；③社会过程；④社会组织；⑤社会控制；⑥社会变迁。该书是一部完整的社会学创作，是当时教育部审定的大学教科用书。
第二部《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主要说明社会问题的性质与范围、社会学与社会问题的关系，中国社会问题的背景、家庭问题、人口问题、农村问题以及劳工问题等，大体上把当时国内全部社会问题都已包括在内。
第三部《社会心理学》共六编三十章，这是孙先生扛鼎之作．是他二十余年教学经验与科研心得。他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社会中的个人行为。这个论述绝大部分是从中国社会心理现象总结出来的规律。
另外，发表在杂志报刊上的专题论文约有八十余篇。
孙先生是我国社会学界最有影响、著作最多的社会学家。学者一致认为，孙先生是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综合学派是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在中国早期社会学中居正统地位。它的成就和探索一直影响至今，特别是在理论方面的奠基功不可没。这些著作和专论是他治学的丰硕成果，也是他一生立志、立德、立言、立业的记录和里程碑。
社会学一代宗师孙本文先生，他的立身行世，处处具备鼓舞群伦的风范。一生为学不厌，诲人不倦，衣食住行、应事接物都表现出安贫乐道、蓬勃向上的精神。说来惭愧，我曾忝列门墙，却碌碌无为，毫无建树。回想起来，真是愧对老师。
记得1946年春，孙老师五十五岁诞辰，又是他从事社会学教学二十周年，系里各级会提议搞点庆贺活动，请示先生，他婉言谢绝。后来以系会名义，请艺术系陈之佛教授画了一幅花鸟，请体育系吴蕴端教授写了一个条幅聊表贺意，先生才欣然接受。学校迁回南京，两幅纪念品一直悬挂在蓝家庄先生寓所的会客室里。
孙先生为人宽厚刚正、治学态度严谨、一丝不苟，特别是对待学生慈祥和蔼、平易近人。要求严而不苛，循循善诱，身教言教，春风化雨，处处表现出淑士风范。先生自奉俭约，布衣粗食，居室家具也都是些最简单最普通的木质桌凳。他安贫乐道，淡泊宁静。每天扶杖步行往返于蓝家庄与学校之间，怡然自得。他为人真诚，治学认真，几十年如一日。如此崇高的人格风范，赢得校内同仁乃至整个学术界的拥戴和赞誉。
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听说先生搬到大钟亭南大宿舍居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拜访了先生。当时见到先生住在普通教职工的一间筒子楼里，房间摆满了藤竹书架，堆满了藏书，活动的地方很少。虽多年不见，先生并无多大改变，只显得有些清癯，还是那样昂然端恭、精神瞿铄，记忆力很好。他垂询系里同学情况，能记起很多名字。得知系友有不少做了教师，他风趣地说：好啊，都是灵魂的工程师！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
六十年代，未能谒孙师一面。
七十年代，我被下放近十年，偶尔听说先生经常调动系科任教：政治系、地理系、哲学系……八十年代初，落实政策，江苏社会学会重新建立。在南京的中大社会学系老同学有五人参加了成立会：王存惠(34级)，刘灿若(34级)，张黎雨(35级)，赵素棠(37级)和我(36级)，还有邵士玫(四十年代系助教)。在会上，才听说孙先生已于1979年去世。我们惊叹不已，开会几天都浸沉在哀婉的氛围之中。
1994年10月，两岸三地(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中央大学校友在南京举行联谊会，会期三天。原中大社会学系36级、我的同班同学王维林，(时任台湾国立中兴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开会三天，一直陪同座谈和生活。他与南大教授李乾亨、华彬清也是熟人，谈起孙本文老师的晚年和去世，都非常怀念和惋惜。王维林教授更加动情，叙述他在台湾大学里专教社会学，所打下的理论基础靠的就是孙老师的著作。他在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曾几次到美国进修和观摩，看到欧美西方社会学的长足进步和发展，其理论的基石和脉络，还是孙老师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作中所揭示的理论和规律。他回到台北后还写信来，念念不忘孙老师培育之恩。
2002年5月，原中央大学衍生的七所高校，在南京举行百年校庆。我到南大、东大参加了盛典，并和几位系友一道回“娘家”访问了两大学的社会学系。南大复系较早，颇具规模。在系办公大楼的走廊里，立起了孙本文先生的半身铜像。当今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老人，亲自参加了塑像的揭幕仪式。我和刘灿若、王存惠等都是年过八旬的老学生，瞻仰塑像，几乎控制不住感情。系里接待人员向我们简单介绍了情况，我把1948年中大毕业纪念册登载的社会学系简史请他们参阅。五十多年过去了，提起孙先生，这些年轻人都忆述能详、肃然起敬。这充分说明薪火相传，先生的学问和人格的魅力影响多么深远！
孙本文先生堪称中国社会学泰斗、一代宗师。他的一生与中国社会学之发展密切相关，为开拓这门学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博得一代学人的钦敬，也博得千万后学的崇仰。
孙老师是我最尊重崇敬的学者和长辈，我永远怀念他。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64—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