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寯(1900—1983)，满族，字伯潜，著名建筑学家。辽宁奉天(今沈阳)人，1900年10月2日出生。父亲是晚清岁贡，钦点七品，回乡先后任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和省教育科长等职。1917年童寯考入奉天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考人北平清华学校，1925年升入大学科，获得留美资格。同年秋，公费赴美，就读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与杨延宝、陈植、梁思成等先后同窗学习。在校学习刻苦勤奋，先后获全美大学生设计竞赛一、二等奖牌各一枚。1928年冬，以三年修满六年全部学分，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提前毕业，接着在费城、纽约两地建筑师事务所实习，工作各一年。1930年春，赴欧洲英、法、德、意、瑞土、比、荷等国考察建筑，最后经东欧、苏联回国。在这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写生画作品。
从欧洲回国即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先后任教授、系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建筑系被迫解放。他帮助学生脱离险境后，自己也举家迁往北平。年底应陈植之邀赴沪，后来与赵深、陈植合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1937年，上海沦陷，次年接受资源委员会技术长官叶诸沛之邀辗转至重庆。后在贵阳开办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分所，完成省立陈列馆、科学馆、图书馆和清华中学等许多建筑设计。1944年，应中央大学建筑系刘敦桢之邀抵重庆，在授课之余继续建筑师业务。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其他著名建筑师应聘，中央大学建筑系一时人才荟集、蒸蒸日上，这就是中央大学建筑系“沙坪坝黄金时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大学迁回南京，他仍往返沪宁两地从事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业务和在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专职任教于南京大学建筑系。1952年，院系调整，他在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任教授。晚年他带研究生并潜心从事研究著述，即使在动乱的年代身处逆境也不中止读书写作。曾任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副所长和江苏省第五届人大代表，1983年3月28日病逝于南京。
设计一批在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建筑作品
二十世纪初，我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增多，建筑技术进步，商业和文化娱乐活动增加，出现了新型公共建筑，特别是在大城市，规模较大的银行、图书馆、医院、饭店和影剧院都在兴建，这些建筑工程设计多由外国人包揽。此时也开始出现一批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建筑师，建立大小不同的建筑师事务所，童寯教授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建筑师之一。在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中，他负责绘图房业务。1932—1951年，他主持或参加的工程项目有一百多项，最具代表性的有：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大楼和官邸，以经济、实用、富有民族待色而取代宫殿式的设计方案中标。建成后的这幢建筑以线条简桔、比例匀称、体态端庄而受到称赞。将传统民族风格进行简化和提炼，突破了这时期多沿用的大屋顶式样，成为创造现代民族风格成功的实例。此外还有1936年建成的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这幢建筑采用不对称的构筑手法，上部的少许琉璃花饰点缀，气势宏伟，可惜毁于战火。其他还有1931年建成的南京下关首都电厂、上海大上海大戏院、南京首都饭店、南京首都地质矿产陈列馆等。抗日战争时期在内地设计建造的有重庆炼铜厂、贵阳花溪中学、大夏大学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南京设计建造的公路总局、航空工业局、美军顾问团公寓等一批优秀而有特色的作品，部分作品在现代建筑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三巨头，在抗日战争期间三人分处三地，都做了不少工程。三人均重视创造性地发扬传统，勇于向陈腐观念挑战。童寯和其他老一辈建筑师的努力和成就，奠定了中国建筑师的实力地位。
热心为建筑教育事业终身耕耘
童寯教授是我国近代建筑教育的先驱者之一，对教育赤诚之心，感人至深。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当其他教师因种种原因离职时，他一直坚守岗位。九一八事变后，被迫离开沈阳，亦将建筑系部分图书资料随身携带，几经辗转迁移，直到解放后尽数归还东北大学。他在沪安定后，即通知逃亡的建筑系学生到上海，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设法为学生修毕未竟学业。对关内无经济来源的东北学生，他总是解囊相助，还设法帮助学生解决工作，他这种热心为建筑教育事业的精神在东北大学建筑系学生中广为颂传。
从1944年起，在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他认为：
建设我们这样大国，仅靠几个建筑师不行，要通过教育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建筑师，也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人们对建筑有科学的认识。
童寯教授在教育园地上辛勤耕耘，培养出一大批建设人才，许多人已成为教授、学者以及著名的建筑师。
他治学严谨，对学生严格要求，教学中特别注意对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他精通英文，通晓德、意、法多种文字，博闻强记。博大精深的知识，深邃睿智的见解，使他成为学生和老师的“活字典”，还不时为师生答疑解惑。
童寯教授在晚年更加勤奋著述，是指导硕土生和我国第一批博士生的导师。1982年，重病住院期间，在南京7月中旬的酷暑下，在病室中，他以惊人的毅力，强忍疼痛，挥汗为大百科全书撰写条目，为教师研究生答疑和修改教师英文讲稿，他在教育园地上耕耘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我国传统园林研究的先驱
园林在我国有数千年发展历史，但仅有明清少量遗迹存在，比较系统而完整地论述造园原则、要素、经验等理论专著应推明代计成的《园治》，其他则散见于诗文、绘画以及方志小说。童寯教授在三十年代初遍访苏、浙、沪六十多处园林，只身一人不辞劳苦踏勘、调查、测绘、摄影，广为收集资料文献。1937年，完成《江南园林志》一书，这是近代最早一部用科学方法论述中国造园理论的专著。包括园林历史沿革，境界，中国诗、文、书画与园林创作的关系以及中国假山发展等众多内容。书中许多园林今日已荡然无存，其测绘图纸和照片都格外珍贵。学术界公认《江南园林志》是近代园林研究最有影响的合作。该书完成后即经建筑营造学社建筑学家刘敦桢介绍出版，梁思成看后在致童寯信中说“拜读之余，不胜钦佩”。后因七七事变，学社南迁而中辍，直到1963年，转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近代研究中国园林的著述甚少，用外文介绍中国园林艺术成就更属阙如，致使外国人得到东方园林有以日本为代表的错误认识。有感于此，他晚年用英文撰写了《G1imPsea of Gardens in Eastern China》(《东南园墅》)，这就是生前在病床上为之定稿的著作。反映他对中国园林艺术的挚爱和在园林研究上的成就。
童寯先生好吟咏，搁六艺，绘画作品连专业美术家也为之赞赏。广博的知识和深湛的文化修养使他能在中国园林艺术理论研究上达到了很高境界。
近代建筑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我国古代建筑虽经几千年的发展，对传统建筑进行科学的研究还是始于二十世纪初。
童寯教授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即对中国园林着手研究，如前所述，1937年即著有《江南园林志》，其后还发表关于园林建筑风格、形式、中西建筑影响和中西比较方面论文多篇，之后的四十年间理论研究从未间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沪、宁等地“大屋顶风”盛行时，他从建筑经济、功能以及时代进步、新建筑材料和技术的发展考虑，对搬抄大屋顶持否定态度。他说：
现代建筑物，……在用低造价谋取更大使用空间方面，平屋顶与中国建筑艺术糅成一体，或是与潮流分道扬镳，寺庙式屋顶肯定已经过时……钢和混凝土的国际式将很快得到普遍的采用。中国建筑今后只能作为世界建筑一部分，就像中国制造的轮船火车与他国制造的一样，并不必有根本不同之点。
他还满怀信心地展望：
中华民族既于木建筑上曾有独到贡献，其于新式钢骨水泥建筑，到相当时期也自能发挥天才……中国建筑于汉唐之际，受佛教许多影响，不但毫无损失，而且更加典丽、我们悬悬于中国建筑的命运，希望着另一个黄金时代的来临。
他对建筑发展的方向和旧传统必然会被抛弃有极明确的判断。晚年在他《近百年西方建筑史》中，他能肯定新结构和技术的发展前途，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建筑外形上出现把钢框架暴露于玻璃幕墙之外时，他说：
对这种发展，抱有不同成见的人，初看可能不大习惯，但只会通过计算分析而不是从空想出发，这种处理手法迟早会被接受。
他虽受过学院派严格古典技法训练，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有深厚的感情，但在理论研究上，坚持科学立场与判断，始终歌颂进步、革新、创造，而批判保守、落后、复归。
童寯教授天性澹泊宁静，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不为世俗名利所惑，有极固执的文化立场，因而他能不为世俗名利所移，这种锲而不舍、恒定的追求和他的智慧、勤奋，使他在建筑学界诸多方面都有杰出成就。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430-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