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徐百川教授(1909—2005），著名土木工程学家。江苏海安人，生于1909年10月25日，1926年考入河海工科大学，翌年河海工科大学并入国立中央大学，193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土木系。毕业后先在国内从事建筑结构的设汁与施工，后去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l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即回国，原拟回母校任教。但当时中央大学正忙于迁校重庆，无法联系、遂携家去西北。1937年起辗转流离，先后在焦作工学院土木系，西北农学院水利系、西北工学院土木系执教。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应当时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刘敦桢教授邀请，克服种种困难，奔赴重庆，回母校土木系任教。此后中大迁回南京。1952年院系调整，组建了南京工学院，至1988年更名为东南大学、他始终在学校土木系任教，长达五十年之久。自1950年起任土木系系主任三十年，1980年改任名誉系主任。
二
徐百川教授从事教育工作半个多世纪，治学严谨，一生坦荡，为学校土木工程系的振兴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各高校工科解放前大都采用国外出版的英文教材，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体现新中国的新气象，徐百川与金宝桢、梁治明几位教授发起并着手编写中文教材，徐百川编写出版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自行编写和出版的第一批工科教材，立即为许多高校和工程界所采用，它不仅为全国高校编撰自己的教材树立了榜样，也为在工程界推广和普及钢筋混凝土结构理论及其应用，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高教界、工程界影响巨大。土木系在徐百川教授的引导下十分重视教材建设，不断编写出有自己特色的各科教材和专著，为提高学校的声誉和教学水平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56年受教育部委托，徐百川教授负责起草全国《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的教学计划。此后许多年内，有关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教学计划的修订工作，均以我校土木系为主要负责单位。当时高教部确定工科类五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可先行样板计划，由高教部直接掌握，《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是其中之一。这五个专业的教学计划修订好后，其他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在总学时控制，基础课、基础技术课、专业课的比例，实践性环节等重要原则方向，均向其靠拢，因此负责修订这种样板专业的教学计划，有其特殊意义。
1962年，教育部召开修订若干有代表性专业的教学计划会议，徐百川教授主持了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小组的教学计划修订工作。这次会议是在总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高校办学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重新修订适合当时我回国情的教学计划的重要会议、在教学体系、课程设置、教学环节的实施等方面，均作了重大的改进，为六十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前这段时期内教学的稳定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工科院校来说，除了建设—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之外，最大的任务莫过于建设好能满足教学、科研需要的实验室。中央大学土木系留下的有“建筑材料实验室”和“道路实验室”，还需要有大型的“结构实验室”，为此，徐百川教授矢志要建立一个比较现代化的适应教学科研要求的“结构实验室”。经他多方奔走呼吁，从露天试验、搭建简易房屋人手，直到1964年建成了当时国内同类专业中堪称一流的“结构实验室”，在布局、设备与实验能力方面都为学校结构工程专业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提供了硬件支撑，包为土木系的科研、研究生培养，服务于国家、省市重点工程约建设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三
徐百川教授多年从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引进预应力技术时，他以其远见卓识，确认预应力理论、钢筋混凝土结构在我国将会有很大发展，在土木系立即组织开展预应力科学与技术的研究。这项研究一直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也是学校取得成果最多的研究方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学校正式成立了“预应力技术研究组”，由于徐百川教授的倡导，土木系逐渐形成了—支颇具特色的预应力专家队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预应力工程研究所”，从而在预应力结构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如今东南大学在预应力科学与工程方向的成就已蜚声海内外，成为我国该领域研究的领先单位，徐百川教授实为东人预应力学科的先导者和奠基人。
徐百川教授不仅治学严谨、品德高尚、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且十分关爱学生、奖掖后进，受到学生们的尊敬。他的学生吕志涛院士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写到：
我能有今天，全靠很多老师特别是我读研究生时的两位导师——徐百川教授和丁大钧教授。他们呕心沥血，循循教诲，培养和指导我成长。
徐老还将他从1963年到1979年间阅读国外文献所作的笔记共二十七本，约两百万字交给了我，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他先后受到国家教委、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中国建筑学会的表彰，1992年被国务院授予对高等教育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授予其荣誉会员的称号。
徐老一生坦荡，他从四十多岁起就患有高血压症，但他始终心境平和，即使“文革”中身处逆境，也能处乱不惊，以致得以高寿，如今虽已九十六岁高龄、仍尚耳聪目明，思维有序。不仅他道德文章，为后来学者所敬仰，而其为人处世，也堪为后来者的楷模。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420—4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