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沆(1871—1944)，名瀣，字伯沆、伯谦，号酸斋、无想居士，晚年自号冬饮，学者称冬饮先生。先生原籍南京溧水县思鹤乡，今为石湫乡汤庄，祖上于明代末年迁居南京，住门东仁厚里，即今中华门内东侧边营九十八号，今建为“王伯沆周法高纪念馆”。追溯起来，王氏是从建康(今南京)著名的乌衣巷分支迁出的，其先祖是东晋王朝初期的丞相王导。王导原为西晋大臣，山东临沂人，晋室南迁的主要策划者。南迁时携王氏族众大举过江定居建康。先生曾修撰《王氏族谱》，当有详尽记述。
伯沆先生幼时聪颖过人，读书过目成诵。早年受业于高子安先生，小学经史打下坚实基础，诗文书画篆刻已都颇有可观，当时被誉为江南第一才子。十八岁考入官学，后入钟山尊经书院，山长(院长)是黄季刚先生的父亲，著名理学家黄翔云先生。先生自入黄门为弟子，曾居榜首，颇得嘉许，并为述学问之要，指授治学之道，于是学业大进，见知于当世诸学者。时年不过二十多岁，已是知名青年学者。同光诗派首领陈三立(散原)读了伯沆先生的诗作，大为赞赏，约见晤谈，激赏其识见广博，遂延聘为散原精舍教习，教授诸子弟，长子衡恪年岁已长(小先生五岁，长寅恪十四岁)，在师友之间，自次子隆恪以下，寅恪、方恪、登恪等皆为门弟子，后来衡恪、寅恪成为著名学者，多得于先生的教诲。
伯沆先生约在四十岁前后，学问已有成就，已是名满金陵的专家学者，前辈同辈交游渐广，除陈散原父子之外，有文廷式、俞恪士、柳诒徵、钟泰等。这段时间曾到上海某书局任编辑，又曾在南京陆师学堂任教习。当时南京是佛学中心之一，有很好的学习条件。佛学大师杨仁山(文会)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专门镌刻佛教经典，并公开定期讲习佛学，伯沆先生每次必来听讲，并且正襟危坐，严肃认真恭听，后来先生的佛学造诣精深，多得力于这位佛学大师。1911年大师去世，由欧阳竟无接替，并创立支那内学院，后因双方见解渐生差异，就此疏远。
旧时知识分子，经史百家之外，往往会涉及佛道两家，并加以融合，发展为新的学说，宋明理学就是走的这条路。清代中叶嘉庆、道光年问，安徽池州人周毂(字星垣，号太谷)创立太谷学派，在博学的基础上，从立身做起，由“立言、立功、立德”，以至于“希贤、希坚、希天”，从而成为一位完人。伯沆先生博学多才，有经世之志，正符合这个学派的宗旨和要求。清末民初时期，这个学派的传人是泰州人黄葆年，在苏州十全街归群草堂讲学，弘扬学派理论学说，听众常多达千人。伯沆先生专程往苏州听讲，一经接触，先生立即倾力研修，并拜黄氏为师，平时尽可能抽时间去苏州当面求教，寒暑假期则长住苏州侍师左右，聆听教诲。同时结交一些同道，如钟泰、王雷夏等。钟泰字钟山，南京人，曾任教中央大学，与先生为至交。据说两人因意见不合，曾发生一场大辩论。在苏州某桥上相遇，站在桥上立辩通宵，一时传为佳话。这种为真理而战斗的精神很可能是空前而绝后的。但辩论是为真理，过后感情真挚，依然如故。
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立，江谦任校长。这年伯沆先生四十四岁，已是闻名遐迩的学者。江谦校长亲自造访，聘请先生任教南高师国文系，先生则认为眼下新说日出，旧学且见弃，辞谢不能。但是江校长三顾茅庐，坚持邀聘，先生不得已而应聘，但暂不接聘书，先试讲一段时间，如有不满，立即作罢，显示先生极端负责的精神。结果一试成功，教学效果非常理想，自此成为名师。先生常讲授的课有诗经、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楚辞、杜甫诗、古文选读等。其中以四书影响最大，每课必人满为患，窗外都有人伫听，不仅文科学生，理农科的学生也来听，成为全校最有名的课程，主讲人被尊称为“王四书”。这门课被讲活了，与伦理道德、人生价值完密地结合起来。这时王先生已服膺太谷学派，这个学派的理论系统大体与宋明理学相关联，中庸讲求博学、慎思、明辨、笃行的知行哲学，大学则倡言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论语、孟子更是教人以圣贤之道。先生的太谷学派理论正与四书课的内容相表里，先生理论联系实际，讲好这门课，实在是水到渠成。还有一层，这些传统大道理，在清末民初时期，人们乐于接受，是有群众基础的，所以能得到诸科学生的欢迎。
伯沆先生开过不少课程，都具有精深独到的见解，可惜没有留下讲义或教学大纲，令人遗憾。所幸有几位及门弟子撰写了追念先师的文章，记述当年老师的教学情况和内容，摘录一些，以飨后来的校友。“先生讲解深入浅出，语言形象化，教室中除文科学生，理农科学生旁听者甚众，特别是上午11时至12时，室内外皆有听讲者。”(段熙仲)“先生认为‘读杜诗当取其譬，却其累，取其雄，去其粗，取其沈，去其肥，取其周密，去其草率。方可。”’(胡舜庆)“白天在课堂上听得不过瘾，晚上还拥到王先生家去请益。往往乐而忘返，回到学校门已关闭，只得越墙而入，习以为常。虽违犯校规，却以精神满足为第一需要了。”(陆维钊)“由东南大学过渡到中央大学这一阶段，我们中文系真是名师如林，黄师季刚以经学小学著名，吴师瞿安以曲学著名，汪师旭初以词学著名，胡师小石以古文字学著名，汪师辟疆以目录版本学著名，都是一时之选。诸师对于诗文又莫不擅长。而伯沆师独以理学、诗、古文颉颃其间，受诸师的尊重，为同学所爱戴，如果不是学养深厚，是很难做到这样的。”(高明)
伯沆先生治学贵在独树一帜，又不失为大家风范，成就突出又不急于发表。为人所称道的最重要的成就，约有以下几项：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关于《咏怀堂诗》的重视，《冬饮丛书》的经营。
王先生研究《红楼梦》，独辟蹊径，自成一家，被称为“王氏红学”。他在现代“红学”研究者中是最早的几位之一，早于胡适、顾颉刚和俞平伯等，而与蔡元培同时。在这时能够独持己见，并且严肃批评当时已有重名的蔡元培的索隐派见解，甚为可贵。先生精读《红楼梦》不下二十遍，自第十六遍起，分别用朱、绿、黄、墨、紫五种颜色的笔批注，一次一种颜色，先后分明，研读长达二十四年，写下一万二千三百八十七条批语，真知灼见，所在多有。他成为自有《红楼梦》以来批注最为宏富的评论家。
王先生在评论《红楼梦》的同时，还评论别人的评语，如索隐派和王雪香等。尤致不满的是蔡元培的《红楼梦索隐》，他说：
“余以为作小说看，便有味。若作史料看，便索然矣。……此由心中先有诸人，故稍说则引以证之，稍异则云反笔，似此，何书不能索隐耶?且改屋换代，而独责二三妇人，亦太小矣。近年政府内幕，事事皆可告人乎?”
现在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是“显学”，但是二十世纪初期尚在未知之数，可是伯沆先生早在十九世纪之末已开始研究《红楼梦》，并认定是“幽奇圆妙之作，百读不厌之文”。他曾说：“曹雪芹这本书，经纬万端，情文并茂，若不是潜心静气，反复细读，绝不能欣赏其中的妙境。”有人说，王先生是道学先生，竞如此欣赏《红楼梦》实在不可理解。其实，从这里更可以看出先生对文学识见之深，道学和文学是可以共存的。而且“红学”在先生心目中早已是“显学”了。
《咏怀堂诗》的作者是明朝末年的阮大铖，此人前曾依附宦官魏忠贤，后在南京南明政府任兵部尚书，投降清兵，倒戈与明军作战，被打死，是个人所不齿的人。但是他的诗还是不错的，伯沆先生曾向当世诸名家推荐，得到赞同，甚至赞赏。先生说：“大铖猾贼，事具《明史》本传，为世唾骂久矣。独其诗清逸可诵，比严分宜、赵文华两集，似尚过之，乃知小人无不多才也。”阮诗因不为人所重，诗集弄得七零八落，东一卷西一卷，很难找齐全部。还是先生多方搜集，成为全书，共十卷，并工笔抄写为精本。由于先生的推荐，不少人竞相借读，并有所评论。陈散原云：“芳洁深微，妙绪纷披，具体储、韦，追踪陶、谢，吾当标为五百年作者。丙辰惊蛰。”(1916)章太炎云：“大铖五言古诗，以王孟意趣而兼陶谢之精练，律诗微不逮，七言又次之。然推论明代诗人，如大铖者鲜矣。”(1928)可以说阮诗因先生的推许而有了定评。
伯沆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一项重大成就是由其女王绵女士最后完成的，这就是《冬饮丛书》的第一辑。全辑包括《樊文汇录》、《孙可之文集》、《倪文贞诗》、《长离阁诗》、《阮集之所著诗》及《清词四家录》，共六种，都经先生亲自批点校勘，并工笔抄写，继经夫人和女儿多年护理保存，并加编次而成。最后由扬州古籍印刷厂，以宣纸套色影印精装，工极精细。这是珍藏本，限印一百套，永不续印。另有精装本和平装本，以广流传。
1937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中央大学从南京直迁重庆，伯沆先生因患中风未能随校迁移后方。生活立即陷入困境，难以维持。家中唯一可以变卖的只有书籍，而书商本来就知道先生藏书丰富，质量又高，愿意出好价钱，并且要大量收购。在这种情况下，先生有了疑心，经过调查了解，知道书商原来是为汉奸陈群收购的。先生大为震怒，于是声明书坚决不卖了，并将已卖出的书退款收回。从此关起大门，足不出户。
是年，日寇进行南京大屠杀，敌军闯入难民区住所，先生凛然正坐，怒目而视，毫不示弱，日兵益怒，拔刀欲砍，夫人立即上前，激昂地说，他是老病之人，你是武士，如要杀人，就杀我吧。引颈挺身，日兵被镇住，悻悻离去。
1940年伪政权在南京办起了所谓中央大学，要王先生出来任教，为他们撑门面，并且说可以不上课，只拿薪金。在全家生活陷入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王先生严词拒绝，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抗战八年，先生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了七年，于1944年8月，因病辞世，走完了光辉的一生!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9—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