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坛宗师黄君璧先生(1898—1991)，本名韫之，别名允碹，号君翁，室名白云堂，祖籍广东南海。1898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广州。乃父黄仰苟喜爱丹青，自幼受父熏陶，见纸即画，六岁入私塾，读四书五经，不忘书画。十岁入意养轩，1912年十四岁入书塾，并在家从师习英文、数学，1914年入广东公学，幸遇李瑶屏师，得其熏陶与指教。1922年入楚庭美术院习西画，广东举行首届美术展，先生画作参展，获金牌奖。识张大千，结为知己。1923年任培正中学教师，在广州首办个人画展。1926年至上海，识黄宾虹。1927年任教广州美专，与徐悲鸿订交。1934年被广州市政府派赴日本考察艺术教育。1936年赴华中、华北等地写生，任南京中山文化馆研究员。1937年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创作《嘉陵八景》等名画。1941年兼任国立艺专教授及国画组主任。被教育部聘为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兼系主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点查委员。1955年赴日访问，获首届中华文艺奖金美术首奖，1957年访问美国，翌年，去西欧及东南亚各国考察美术。1960年巴西国家美术院授以院士。1967年，因七十寿辰和致力国画五十年，受赠“画坛宗师”匾。1968年再度访美，获纽约圣若望大学金质奖章。翌年，赴南非、巴西等国观瀑布，回台后举行瀑布狮子特展。1971年获南朝鲜庆熙大学最高荣誉大学奖章；1971—1978年，访问南朝鲜、新加坡、美国，并在香港举行八十岁画展。1979年香港举办“中国现代画坛三杰作品展览”，展出张大千、溥心畲、黄君璧三位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传统中国画大师的作品。大陆收藏界称其三人为中国画坛“渡海三杰”。1991年9月28日至11月5日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展出“黄君璧九五回顾展”，展出其九十五幅各时期画作，完整展现其长年创作历程，惜画展尚未闭幕，先生却于是年10月25日因病辞世，享年九十四岁。
一
黄君璧先生自幼酷爱丹青，善于思考，勤于作画，国画功底深厚，融入西方画法，走遍海内外名山大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万卷画，堪称画坛巨擘，一代宗师。观其一生，其国画艺术创作历经师承古人、师事自然与熟而生巧三阶段。
先生早年受其乡贤康有为先生之影响，本“唐、宋正宗”与“国际视野”，与友人结“癸亥合作画社”(后扩大为“国画研究会”)，研究国画，振兴美术。1936年以前，以临摹古人遗迹为主，南宗北派无所不临。1922年神州国光社为其出版《仿古人物山水花鸟画集》中二十二幅仿古之作，以及1934年仿赵令穰之“湖庄清夏图”，仿夏圭之《骆山清远图》，1935年仿唐寅之《春山伴侣图》，特别是1925年仲春临仇十洲之《停琴听阮图》到冬天第三遍临《停琴听阮图》，凡此足以说明先生对古人画作之痴迷以及临摹古画之功力，其临仿已达以假乱真之境，张大千先生题跋称“笔情幽邈，直可乱真”。1930年大千先生在日本东京中日画展上看到黄先生之《仿古骆幽居图》之后题诗云：“众里我能独识君，当时俊气超人群”，后来，张又说：“石骆一脉，三百年来惟吾友黄君璧独善其秘，自与订交，予为搁笔，敬之畏之。”此外，先生对石涛，以及扬州八怪中之华西之作品，亦善临摹。此一时期．先生临摹之作。实为日后艺术发展之良基。
1936年后，先生日重写生，以行万里路来消化临摹古人作品之感受，编撰《中国绘画史》、《国画与写生》诸作，阐明临摹与写生之关系，以及写生在国画创作之中之重要作用。同年偕高燕如游北平十三陵，出居庸关至八达岭长城写生，浏览北平故宫名画，选购石涛、八大山人之作品，返南京后，举办个人写生画展。张大千先生曾专程来宁参观。此后，得以远行桂林、南岳、长沙、上海、杭州，直至生活在嘉陵江畔，饱览峨嵋胜境。无疑，《嘉陵八景》、《渝州十二景》等现实图像，去除先生仿古之作中的部分文人逸气，使其山水作脱离仿古而进入现实，为其进一步探求临摹与写生这一艺术命题，完成历史性转折提供思想基础。
有古人和自然为师，又有徐悲鸿、张大千诸好友之帮衬，加以黄先生本人之勤奋与才智，抗战八年先生居蜀时期，艺术得到长足进展。俞剑华先生在看到他这一时期作品展览之后发表评论说：
“吾友黄君璧，幼年耽绘画，长益精进，虽籍隶广东，而豪无岭南派习气，其人豪爽俊迈，有河朔气象。所作山水从龚半千之厚重，泽以石骆之古雅，和以石涛之奇肆，酌以田叔石田之挺拔，而上追黄鹤山樵之繁密，不懈而及于古。近几年来已取董巨之秀润，李范之峻峭、荆关之雄伟阔大于一炉而冶之，其得于古人者如此其博且高，久而深。”
1949年先生去台后，发现台湾过去多以东洋画冒充国画，他在1951年召开之艺术座谈会上指出：“在从前没有真正的国画家来到台湾，是造成今天这种错误的最大原因，那么，现在真正的国画家来了，而现实的艺术界却未必能认同这个‘真正的国画’。因此，社会的接纳首先在于正本清源。”1954年，黄门弟子刘国松发表《日本画不是国画》等文，将问题进一步揭示，1955年在“现代国画应走的路向”笔谈会中，提出“现代国画如何摆脱日本画的羁绊”的问题，黄先生指出：“本省曾受日本统治有年，所有画风都受日本熏染原无可厚非，若要摆脱这种羁绊，在个人方面，今后应该研求中国画史所提供的一切，尤其是画体、画法、画迹、画论以及中国画家应有之思想观念等，在政府方面，应该随时提倡中国画，当渐渐能使彻底改革，自行归宗。”他的“自行归宗”表现了儒家学术之宽容精神，是老子“无为而治”思想之延伸，此后，他以自己的教学与创作，团结台湾广大画界，逐步使国画在台湾获得主流地位。去台湾后，除创作《柏溪小隐》、《饮马长城》等怀旧作品外，在古人表现出的不同方式中，结合现实景象，使“白云”成为他画面中的流动血脉，1951年的《阿里山云海》，1960年的《横贯公路写生》，1968年的《太鲁阁道中》等均为这一时期之佳作。
1969年2月14日，黄先生应历史博物馆之邀，在国家画廊展出其近年七十幅写生画，主持人孙科称其为“国画圣手”。此后，即赴南非举办画展，得以游览维多利亚瀑布，之后，又去巴西衣瓜索瀑布游览，翌年4月，又去加、美边境尼亚加拉瀑布。短短三个月内，世界三大瀑布尽收其眼底，从而他为中国水墨画开启了新篇章，创作出《衣瓜索瀑布》、《怒涛龙声》、《山水四联屏》等杰作。1974年，先生已七十七岁高龄，作《罗浮图》长卷，堪称先生晚年之代表作，画中集中先生一生之学养与才智和技法，在其题跋中指出：“此图后之览者，当知海外栖迟故园沧桑之感也。”这一凝聚了“海外栖迟故园沧桑之感”的精心之作，也为他的绘画大家面貌作了最好的总结。
二
黄君璧先生先后任教于广州美术专门学校、国立中央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校，讲授国画、写生等课。由于他人品高尚，思想开阔，国画功底深厚，善于创新，教学中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数十年来，在他的熏陶教育下，培养出的国画高手，艺术骨干，何止万千。作者犹记1945年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时，忝列先生门墙，先生上课，进入画室将手持之画纸展布桌上，学生站立四周，他一面教学生，一面自行在纸上作画，先布局，再勾画线条，依次逐步细化，最终画成。每到一关键之处，先生均能根据实况，从章法笔法，依次教育学生，教学效果甚佳，颇受学生欢迎。
先生往往结合作画讲解国画与西洋画之异同，以及画人应有之修养。
先生曾谓：“中国绘画，注重六法(指南齐谢赫之《古画品录》中所标倡之中国绘画之法则，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以应物象形、气韵生动为主，此虽南齐谢赫之说，但迄今仍为国画家造诣之最高境界，无可否定。诸如衣冠人物、舟车屋宇等，但求用得时地相宜，必须与画面的线条互相调协，方为得体。因此，画的题材，实无是否合乎时代之分，凡现代的飞机、汽车、轮船、洋房与摩登服式，原无异于古之衣冠舟车等等，无一不可入画，它只是取决于画家对画的雅兴概念，和如何处理得适当而已。国画的意境，以若有若无，以不似之似为上乘，又须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为有趣。虽然笔墨应该注意，而内容超脱尤为重要的条件，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所以个人应该多读书，多行路，使内心之妙得与自然界之妙境融会贯通，再发挥于笔墨，则不但发扬特长便在其中，创造自我面目亦由此开始。”
先生认为，画人应有之后天修养约有如下五端，即一为忌互相排斥：古之所谓文人相轻，此乃指气度浅薄者而言。须知气度浅薄，其表现出来的笔墨，亦必浅薄轻浮，此一忌也；二为忌自尊自大：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傲气有余，傲骨不足，狭闻浅识，眼中只有一人，心中必无景象，此二忌也；三为虚心求知：学问之由来，必先虚怀若谷以求，眼中所见，心有所欲，皆为我师，虚心引纳，则景从心出，笔墨自然，此一宜也；四为观摩古人：古人将其学问修养经验表现于文艺之上，我们不独要朝夕摹拟观摩，且要效法其学养，诚如是，则事未半而功逾倍，此二宜也；五为胸怀豁达：胸怀豁达之人，必包罗万象，广识博开，一景一物，悉从客观以察其长，一行一念，必拒淫邪，以养其正。故其表现于艺术之上，亦必气脉相连，笔墨贯通，意境自然，潇洒磊落，此三宜也。一个画人的修养，能做到上列的三宜、二忌，庶几近乎成功的境界了。
黄君璧先生归道山已近二十载，其为人为学，特别在国画领域之杰出贡献，必将流芳千古，为世所宗。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06,第129-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