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含英(1900—2002)，字华甫，山东菏泽人，1900年5月10日出生，自幼聪颖好学。1918年，考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次年，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校方开除，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21年考取山东省官费留美，入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土木系，192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进入康奈尔大学研究院。1925年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后回国。1925—1933年，先后在菏泽中学，青岛大学、山东省建设厅、葫芦岛港务局、山东省教育厅、华北水利委员会等单位任职。1933—1938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秘书长、总工程师，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副处长。1938--1939年，任湘桂水道工程处处长兼总工程师。1939—1940年，任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代理委员长。1941—1943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943—1948年，任中央设计局设计委员兼水利组组长，并任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水利系教授。1948—1949年任北洋大学校长。1949—1950年，任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顾问。1950—195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副部长兼技术委员会主任。1958—197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技术委员会主任。1979—1982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顾问。1990年，任水利部技术委员会顾问。2002年12月6日病逝北京，享年一百零二岁。
一
张含英教授1925年回国，先后执教于菏泽中学、青岛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北洋大学等校，讲授水力学、防洪工程学等课。他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特别是能联系国内水利工程实际讲解，学生听后，不仅学到有关知识，而且增强了爱国心与责任感。他对人、对己要求都很严格。在主掌北洋大学期间，按照实事求是的校训精神，继承和发扬北洋大学严格治校的优良传统，对学生要求极严，他认为，学生是未来的工程师，而工程师必须是“能根据科学的理论，运用技术培训的手段，依照经济的法则，以完成服务社会的目的”，因此，必须学好理论，受科学的洗礼，并要把握现实，理论和实际结合。他以“德、才、学、识、量”作为一个人成功所具备的条件，来鼓励学生。
张含英教授身体力行，他家教很严，家庭非常和睦，他的家训是“严于律己、奉公守法、廉洁治事、勤俭持家、谦虚为怀、服从真理、反省消灾”。在长期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他从来没有为个人或家属提过任何要求，更不允许子女利用他的地位去享受照顾。
二
张含英教授的家乡山东菏泽，地处黄河下游沿岸，深受黄河泛滥之苦，他在幼年即经常听家人讲述黄河决口改道之事，每年夏秋，黄河涨水之警报声，人们紧张防汛之呐喊声，在他幼小心灵中留下深刻印象；在中学又听到老师讲述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兰封铜瓦庸决口改道之事，黄河河道迅刻就从菏泽县城南边滚到县城北边，以后二十年间无人整治，任其泛滥，灾情极为严重，此诸事例迫使他思考如下问题，即孕育中华民族之黄河为何如此残暴?为何会决口改道?从此他决心探索这一奥秘，决心通过学习水利，以实现“科学救国”之抱负。
1925年张含英教授自美返国，恰逢黄河在濮阳南岸的李兆屯民埝决口，冲决下游黄花寺大堤，祸及山东，山东省河务局请他同往调查水灾，经过调查，他认为黄河决口是由于堤防不固，而固堤之法，必须改埽工为石头护岸，但遭到保守势力反对，从而他悟出，治理黄河不单是工程技术问题，其中还有社会问题。治河实践遭受挫折，未能动摇他根治黄河之志，在精研有关资料、总结我国历代治河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两点认识，其一，治河方案一定要有科学根据；其二，一定要上、中、下游统筹考虑，只考虑下游不能正本清源。
1931年2月24日，我国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在《大公报》发表《导治黄河注重上游》一文；三天后，张含英教授也在该报发表《论治黄》一文，提出治黄应上、中、下游并重的设想，两位专家融洽的共事过程，成为我国水利科技界的一段佳话。
1933年黄河洪水暴涨，下游多处决口，当局匆忙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与“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明令下游河防仍由三省河防局负责，黄河水利委员会不必过问，因而身为该会委员会秘书长的张含英教授只能从事科学治河的前期工作，钻研资料，现场调查，探索规律，发表论文。1947年，他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四届年会上发表了《黄河治理纲要》论文，系统地阐明他对治理黄河的主张，提出“上中下三游统筹，干流与支流兼顾，以整个流域为对象”之治理方针，对流沙控制、水源利用、水患防范等问题提出具体措施，此乃多年来研究治理黄河之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他多年治黄夙愿，得到实践机会。
1953年，由水利部、农业部、中国科学院和西北行政委员会等部门，组成匿北水土保持考察团，张含英教授为团长，自4月20日至7月15日历时八十五天，行程二千多公里，对黄土高原的重点地区进行考察研究，写成《西北水土保持考察团工作报告》。其中指出，水土保持是根治黄河、提高人民生活的根本工作，亦是综合性改造自然工作，开展西北水土保持应在现有工作基础上，采取“全面了解，重点试办，逐步推广，稳步前进”的方针，配合黄河建设、结合农业生产，分别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在“保原、固沟、扩坡、防沙”总的要求下，以拦泥蓄水、合理利用土地的办法，逐步开展农、林、牧、水相结合的综合性水土保持……
1954年，中国组成“黄河查勘团”，张含英教授为该团核心组成员，费时四月，查勘黄河道三千三百公里……为制定黄河规划取得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同年，国家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张含英教授为委员，直接参与规划编制与审定工作。1955年2月，委员会提出“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报送中央，7月16日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批准上述报告，从而成为此后开发治理黄河的法律依据。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张含英教授潜心研究治黄历史，到八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历代治河方略探讨》、《照清治概论》、《治河论丛续篇》等著作。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引用古籍务求准确。他为人正直，以其学术成就在水利界赢得信誉。
三
张含英教授1950年至1979年任水利部副部长期间，经常深入实际，到设计或施工现场考察查勘，指导工作，主持或参加技术审查会议，采取先进务实的工程决策。例如1953年辽宁省大伙房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时，我陪同他到工地考察。查勘了输水发电隧洞线路，他说，线路短，发电厂房位置好，隧洞进出口地形地质良好，位置适当。查勘了溢洪道地形地质，他说，形势天成，利用冲沟开挖衬砌作大流量泄洪槽，运行安全，节省工程费用。看了大坝轴线和地形，他说，河谷宽敞，大坝很长，蓄水后风浪高，要注意坝面衬护，防止冲刷。他肯定了我们的初步设计，并提出了注意事项。
1954年大伙房水库工程施工时，6月份遇到连绵阴雨，心墙黏土填成橡皮土，因而停工，有人提出改用钢筋混凝土心墙。工程局内发生很大争论，水利部指示做出比较方案后到部讨论决定。经深入比较研究，向部长汇报。傅作义部长主持会议，李葆华、张含英、钱正英副部长参加，还有苏联专家、部技术委员会委员和秘书长、设计局长、司长等参加。专家、技术委员、苏联专家等发言后，张含英副部长发言，认为钢筋混凝土心墙造价高、施工难度大，采用黏土心墙为宜。李、钱副部长也同意张副部长的意见。最后傅作义部长结论采用黏土心墙，结束了一场大争论，使工程高质量地圆满完成。
张含英副部长深入实际，参与了许多工程的决策。尤其是黄河治理主张上中下游统筹安排，在他的倡议下，建设引黄灌区，建成了人民胜利渠、位山枢纽等工程。1956年，张含英副部长负责筹建中国水利学会。在他的指导下，制订学会章程、推荐理事会组成人选，供成立大会讨论决定。经协商，请张含英任理事长。同年，举行中国水利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在会议准备期间，张含英理事长打电话给我(当时我在水利部沈阳勘测设计院工作)，要我参加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并嘱我写学术论文参加会议。我写了论文《土坝填筑期间的孔隙水压力》参会。由此可见，张含英理事长亲自处理具体工作井井有条，深感钦佩。他担任两届理事会理事长，贡献极大。
张含英教授为人宽厚，对待后生循循善诱，以表扬引导为主，不随便批评指责，受到大家尊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有机关单位，在上午十点钟都做工间操，这是一个很好的惯例。那时水利部办公楼在北新华街，是一幢六层新建的大楼。工间操时，有的司局二三十人在楼顶上集体做操，张副部长对他们说，大家有节奏地一起跳跃，有一定的危险性，跳跃的频率如果与建筑物的自振频率一致，则会发生共振，会导致剧烈反应，可能损坏建筑物。大家非常钦佩此观点．以后就在楼下院子里做工间操了。
张含英教授在水利工程上有很多正确的观点，受到大家的尊崇，并收到极大的工程效益和经济效益。诚为我国水利界的一名宗师。
斯人已去，其高尚品格，渊博学识，以及对我国水利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必将与天地同在，与日月齐光，让我们团结起来，踏着他的足迹，为发展我国的水利事业，奋勇前进。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06,第298—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