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1896一1989)，号唐臣，江苏镇江人。1896年11月出生，后随祖父茅谦举家迁往南京，他的童年、小学和中学都在南京度过，因此，他毕生都对南京这座历史名城感情深厚。祖父茅谦曾致力于兴办学堂、创建报社，并曾在江苏、广东参加过水利工作，晚年潜心于水利研究。著有《水利刍议》。父亲茅乃登任过国文教员，并在江南官书编译局任编辑，母亲韩石渠出自书香门第，知书达理，不仅是贤内助，而且远见卓识，茅以升在辛亥革命时期，一度曾想辍学工作，由于母亲的反对与劝说才继续深造。祖父的诱导，良好的家庭教养，对茅以升教授后来在科学、教育和工程上的成就具有深远影响。
1911年他在南京商业学堂毕业后，8月与好友裴荣结伴赴北京考大学，由于清华大学考期已过，便去天津，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当时他是考入该校年龄最小的大学生。1916年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上清华学堂留美官费研究生。9月赴美，入康奈尔大学攻读桥梁专业硕士学位。1917年在美国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并在卡内基理工学院夜校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框架结构的应力》引起了美国土木工程界的强烈反响，被誉为《茅氏定律》。他也成为该校创建以来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同时由于他的导师贾克贝教授的推荐，康奈尔大学授予茅以开“斐蒂士”金质奖章。1919年茅以升教授学成归国，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任教授，继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副主任。1922年，经老友杨铨(杨杏佛)推荐，应东南大学郭秉文校长之聘，到该校任教授，筹建了土木、电机两系，成为东南大学工科的奠基人。1926年起历任唐山大学校长，北京大学第二工学院院长，江苏省水利局局长等职，1937年担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委员会主任，于1937年建成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和施工的、举世闻名的钱塘江大桥，开创了中国近代桥梁史的新纪元。1937一1942年任唐山工学院院长，时该校南迁至贵州平越。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9月茅以升教授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2年出席美国国家工程学院第十八届年会时，被聘为该院的外籍院士。此外他还担任过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武汉长江大桥技术委员会主委等职。茅以升教授于1989年11月1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四岁。
东南大学工科奠基人
东南大学肇始于1902年创建的三江师范学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东南大学，名师荟萃，集中了我国许多文学家、教育家和科学家。学校设五科三十个系，学科之多居全国之先。茅以升教授当时曾说：
本大学学制，以工、农、商与文理、教育并重，寓意深远，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即本大学精神所在也。
但由于当时我国工业落后，大型工厂、企业都掌握在外人手中，加之当时的办学者及学界犹有重“学”轻“术”的思想，故高等工程教育起步较晚，一般大学均不设工科，北京大学曾一度设工科，后来又将其并人北洋大学。东南大学虽设有工科，但仅有一个机械工程系，不似其他科设有四至七个系，都有一批一流的学者。1922年茅以升应东大校长郭秉文之聘到东大任教。他一上任即悉心谋划工科的发展。
经充分酝酿后，茅以升即与杨杏佛、徐羽卿等七位教授联名致函校教授会和评议会，提出增设土木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的议案。明确指出：
同人等远模欧美之成规，近察国内之需要，觉工科现状非扩充无以自存。
议案中又列述添设土木、电机两系的种种理由：土木、电机、机械三系功用虽异，但性质相近，具有密切关系，所需人才设备可互助通用，故三系并设最为经济：土木系拟办的建筑营造、道路市政等专业，均为国内所急需，而通国所无者，凡有工科之学校无不以土木为先务；今日世界工业莫不仰赖电力，故欲发展一国实业，电机工程实不可少，而国中各大学对于此科多付阙如，故本校极应首先添设此系，所增两系均可为本大学直接服务；工科欲在校外活动，然本身又未健全难以进行，所失机会甚多，若添系以后，范围既广，效用亦巨，易得社会之间同情援助，不止工科受其益也。由于议案论据充分，可行性大，遂经校教授会、评议会一政通过。自此东南大学工科就有了机械、土木、电机三系，这三个系迄今都是学校的主干系，数十年来，人才辈出。茅以升教授出任第一届工科主任，成为东南大学工科的奠基人。上任后，竭力延聘知名教授，从德美等国购置必需先进设备，积极扩充实验室和工场建设。东大工科出现了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
1924年正当东大工科蒸蒸日上，茅以升教授筹划进一步发展之际，江浙军阀连年混战，江苏财政罗掘已空；上海成为两省军阀必争之地，几度兵临城下，数易驻军，工商界亦颇不景气。江苏省公署遂以本省已有五所工科院校为由(时上海市属江苏省，上海的工科院校亦被计算在内)，决定停办东大工科，停拨工科经费，而东大校董会亦因筹资困难，同意省公署的决定，在事先没有征求工科意见的情况下，作出停办工科的决议。消息传出，校内哗然。茅以升教授闻讯十分愤慨，当即表示反对，他觉得“事关全科存亡，难以自安缄默，随即挥毫上书，代表全科教职员要求校长并转校董会复议”。信中写道：
此项工科存亡问题何等重要而竞草率通过，时科主任无发言之余地，准此以观，则凡它科它系均可任意废止，大学前途何堪设想。
年余心血，尽付东流，思念及此，痛心何极、至于本科同仁同学所受之精神上、时间上、名誉上、学业上之影咱……当能想见。
对停办工科的理由一一予以批驳。学生与教职员亦分头集会，要校方坚决抗争。郭秉文校长一方面恳请校董会保留工科，一方面致函省长韩国钧，历述东大工科之历史与成绩，人才济济，设备完善，社会需要甚殷，不宜摧残，希大力维持，俾有高等工学之始，而全东南学府之元气。校董会5月、6月两次复议，无决，学生表示“誓不他去”。在此僵持情况下，茅以升亲赴北京，向最高当局面陈。后经江苏省公署与全国水利局反复磋商，最后决定以河海工程学校与东大工科为基础，组建河海工科大学，并聘请茅以升教授任校长；对于学生也作了妥善处理，或去或留，或转入本省其他工科院校，由学生自行选择，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茅以升教授在担任东南大学第一任工科主任期间，风华正茂，宏图初展，立基之功，彪炳于东南大学史册。此时他的三女出生，取名为茅于东，由此可见茅以升教授对东南大学之珍爱与期盼以及眷念之情。
勤于治学、勇于创新的教育家
茅以升教授虽以主持钱塘江大桥工程闻名于世，但他毕生的主要时间和精力还在于从事工科高等教育，1949年至1952年还担任过中国交通大学校长。他在主持东大工科期间，即主张改革书院式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提倡工科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先习后学，边习边学”，并倡导科研、教学和生产要互相结合，交叉进行。根据现代科学的发展，制订新教学计划，设置新课程。他主张将学生由“受体”变为“主体”，教师的职责不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力学习、自力研究的习惯和能力。他把中国传统教学中的“教学相长”等好的经验和西方教学中的重视培养独立研究等好的做法有机地结合起来，灵活运用，深得学生好评。他担任的课程，常超过聘书上规定的每周14—16课时，有时达20课时以上。他还尝试过“学生考老师”的教学法，引起学生很大兴趣，效果很好。东南大学当时已采用学分制，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听茅以升教授讲课的不仅有工科学生，还有他科学生及教师，时工科学生只有六十余人，而他的课堂中听课者常在百人以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
茅以升教授认为工科教育主要是培养未来的工程师，而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必须具备下列六个要素：品行、决断、敏捷、知人、学识、技能。同时提出效率是工程师的重要观念。对于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目标，他义制订了八项具体要求：
1、善于思考 2、善用文字
3、善于说辞 4、明于知己
5、明白环境 6、知所以然
7、富于经济思想8、品德纯洁，深具服务之精神
上述培养要求，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关于他的治学经验，他总结为十六字诀，即：
博闻强记，多思多问。
取法乎上，持之以恒。
他认为：
会想当专家、首先应该是“博”士；要想成才，唯有靠勤奋；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持之以恒；学习、研究都要有计划，有了计划会严格执行。
茅以升教授一生勤于治学，直至晚年仍耕耘不止，累计在中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达二百余篇。1986年北京出了《茅以升选集》，辑录了他的主要论述四十余篇，其中有关工程教育的就有十余篇。
主持设计和建造钱塘江大桥
1933年3月，茅以升先后接到浙赣铁路局局长杜镇远和浙江省公路局局长陈体诚的电函，邀请他负责建设钱塘江大桥。为了实现他儿时的梦想，更为了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有能力设计和建造现代化的大桥，他甘冒莫大风险，毅然担当起建造大桥的重任，辞去北洋工学院的教学任务，出任钱塘桥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请他的挚友、康奈尔大学的同学罗英任总工程师。在大桥建设中，从桥址选择、地质水文勘测、桥型选择和结构设计、施工方案乃至经费筹措，无不倾注他的全部心血，在缺少技术经验和信息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汹涌的钱塘江上要修建这样一座钢桥，其困难程度是今天难以想像的，同时更冒着身家性命的风险，当建造中钢沉箱两次被潮水冲走无法就位时，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长就跳着脚向茅以升吼道，“大桥建不成，咱俩都得跳钱塘江”!
钱塘江大桥设计成公路、铁路两层的双层钢桁架桥，全长一千四百五十三米，江中十六孔正桥，计长一千零七十二米，北岸引桥二百八十八米，南岸引桥九十三米，全部费用预算五百一十万元(决算为五百四十万元)，比美国人设计方案的七百五十三万元，节省了二百一十三万元。大桥于1934年11月11日举行开工典礼，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937年9月26日正式通车，写下了中国近代桥梁史上划时代的光辉记录。八一三事变日寇大举侵华，步步紧逼杭州，大桥的通车立即成为运输军队和物资的重要通道，11月16日茅以升接到炸毁大桥的命令，但他一面做好炸桥的准备，一面尽可能拖延时日，11月16日大桥的上层公路开放，这一天南渡的难民达十万人以上。11月23日下午5时在已经能见到日本骑兵奔向大桥的当儿，他不得不挥泪下令启动爆炸器，将这座耗尽了他心血的雄伟新桥炸断。当时他写了一首“别钱塘”的七言诗，未句是“不复原桥不丈夫”。爱国的热忱，民族的气节，悲壮的情怀跃然纸上。抗日战争胜利后，又由茅以升教授主持大桥的修复方案，1946年9月开始修复工程，但1949年5月3日国民党撤离杭州时，派军队在第五孔钢梁两端放上炸药，大桥又一次被炸，幸喜损坏不大，1953年9月全部修复通车，实现了茅以升教授当年的誓言。
1987年9月26日在杭州举行了钱塘江大桥通车五十周年纪念会，茅以升教授以九十二岁高龄出席了会议，并与当年建桥而今尚在的八位老同事聚首，面对历经五十午的沧桑巨变，而今仍在为人民服务的钱塘江大桥，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而今钱塘江上已树立起九座大桥，但那第一座大桥却是我国近代桥梁史上的首页，茅以升教授的功绩与令名也与它一同永载史册。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407-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