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端升(1900—1990)，江苏松江府曹行乡人，1900年2月25日生于上海。钱氏祖上行医，自幼勤奋好学，1913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三中学，1916年转至上海南洋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19年被选送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192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师。1927年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副教授，1930年回清华大学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34年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北京大学之聘，随校迁往昆明，参与筹建西南联大法学院。1947年底，任美国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48年返回北京大学。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外交学会副会长、对外友协副会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外交部顾问等职。1954年被聘为全国人大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4年出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及法律顾问，后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81年任外交学院教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1月21日病逝北京，享年九十岁。
杏坛执教六十载，著书立说谱华章
钱端升教授1924年回国，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北京政法学院等校，主讲政治学概论、比较宪法等课，内容精辟，见解独到，予政治学以新的科学内涵，言简意赅，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当时国内时政重大问题，详加剖析，深受学生欢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断发表政论，如在《现代评论》上连续著文，强烈要求废除“领事裁判”、归还租界，主张吸取西方经验，建立完善之中国行政系统。1934年，日本侵略势力逼近华北，国民政府加紧“文化围剿”，民族危机日亟，天津《益世报》主笔罗隆基因抨击时政被通缉，离职他去，钱端升教授继任主笔，数月间发表议论一百七十篇，针砭时弊，辛辣尖刻，洞中要害，终因《论华北大势——兼送黄郛委员长南行》一篇社论而被迫去职，再度去南京任教，柳亚子先生作《怀人》诗赞曰：
“钱郎才气颇纵横，抵掌能谈政与兵，
揽辔澄清吾已倦，论坛一臂汝能撑。”
抗战时期，他在西南联大除辛勤教学外，还撰写国际时事论文和学术专著，积极参与统一战线活动。1947年底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主讲《中国政府与政治》，1954年参与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七十年代主编《法律学丛书》。六十年来，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与王世杰合著之《比较宪法》、《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本质》，独著《民国政制度》、《中国政府与政治》(英文版)，以及译著《英国史》、《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治组织》等为其代表。
对中国现代政治学之开拓性贡献
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学之奠基人，钱端升教授作出如下之开拓性贡献：
第一，率先运用“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将政治学研究聚焦于对各国宪法的研究，开启了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先河。“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又称“国家主义政治学”，其基本含义是，政治学之研究对象是国家，研究国家主要是研究国家制度，而国家制度在形式上又是宪法条文之集合，所以归根结底，政治学之研究对象就是宪法条文，比较政治也就是比较宪法。在此意义上，人们亦将这种政治学称为“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较诸传统的思辨政治学，这种“法律形式主义”研究方法之进步意义在于，政治学终于将目光从概念中的事物转向了现实中的事物，政治学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以政治科学方法为主导的新阶段，当“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发展至高峰时，一些政治学家又呼吁：政治学不能仅满足于研究国家的法律形式，即宪法条文，而应该向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学习，运用经验方法研究动态的政治事实与政治行为。于是，在早期行为主义的推动下，政治学科学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
第二，构建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架构，奠定了其科学化、体系化的发展方向。他认为，政治学应该成为一门科学，具有经验性。其未来发展，完全视其能否成为经验科学而定。目前政治学距此理想甚远，只要有更多的专门研究机构，只要有更多的人学习研究政治学，“长此以往，政治学当不难成为科学，而在学术中占一位置也”。他还分析了政治学和相近学科的关系，历史学为政治学之研究工具，心理学有助于分析政治行为之心理基础，均不可忽视。他完整地定义道：“政治学乃是研究国内外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包括政府体制)、国际关系，兼而纵论时势的一门科学。”他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进一步具体化，构建了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架构。这一架构的第一层面包括政府、政事(即政治活动及原动力)、国际关系三大块。这应是中国政治学者最早提出之研究架构，也是最早将政治学理论体系化的努力，他还列举了政治学的三种用途：一是可作为知识研究，二是当做一种研究方法，三是实用，即“谋政治之改良”。于此可见，钱端升教授一生都把政治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奋力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和制度的昌明。
针砭时弊，呼吁民主
如前所述，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钱端升教授在任《益世报》主笔时，就在数月内撰写时政议论一百七十篇，针砭时弊，洞中要害；四十年代，他任国民政府参政员期间，在多次国民参政会议上，揭露政府腐败，政治不民主，致使多数国民陷于贫病交迫，他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为惧怕起立质询之参政员。当时报载：“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总司令，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敛。”
1945年11月25日晚，钱端升教授在昆明西南联大做时事演讲，图书馆草坪前，人头攒动，灯火通明，钱氏正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听众掌声雷动之时，国民党当局出动军队，在围墙外鸣枪相威胁。子弹“啾啾”地飞过师生们的头顶，钱氏却仍然高声健谈，与枪声相应和……在场学生事后叹曰：“这一幕，理应是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1951年思想改造以后……
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三十名“典范”之一的钱端升教授，于1951年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一文中写道：“为了求自己的进步，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为了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毛主席，让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师们以最热烈的情绪卷入用批评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的高潮吧!”
如此种种，让钱端升教授的旧友——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感觉“诧异”。1972年，费正清访华，提出想与老友钱端升“叙旧”。但在宾馆客房里。钱氏却闭口不谈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即使单独聊天时，钱氏依旧用一种“加强式”的语气强调：“中国将在今后五千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
不只是费正清，没有人能真正清楚，在这“几近空白的三十年(指在1962年以后，钱氏几乎未曾有任何著作)中”，钱氏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即使是家中四合院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他一家五六口人只能挤在“归他的一部分里”，竟也从未有人听到过钱端升教授的一句怨言。
1982年，身患重病行走不便的钱端升教授，却破例参加了一个追悼会。死者是钱氏在哈佛大学的弟子田保生。1949年后，原在联合国办事处工作的田保生，听从钱氏的劝告回国，担任外交学会国际法的编译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田保生和妻子一同上吊自杀，后来才获“平反”。时人回忆，追悼会上钱端升教授默默站在弟子灵位前，注视良久，然后一言不发，转身蹒跚离去。
1990年1月21日钱端升教授病逝。中国政法大学全体教职工暨校友挽以长联：“执教六十载，著作等身，诲人不倦，倾心育英才，师情似海，五洲桃李永怀钱翁；参政大半生，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一切为人民，望重如山，四海法曹同悼端公。”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06,第9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