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洗繁先生(1894—1945)，河北昌黎人，1894年7月30日出生于一名宦世家，自幼聪颖好学，志向高远。1913年考入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东渡日本求学，参加“新中学会”，继而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深造，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理论，获硕士学位。
1923年马洗繁先生学成回国后，倾其心血于我国教育事业，曾在北平创办艺文中学，担任朝阳大学、中国法政大学教授以及河北省训政学院院长。
1932年罗家伦先生出长国立中央大学，特聘马洗繁先生到校任教，兼政治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中央大学研究院法科研究所所长，历时十一载，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卓有贡献：致力于将“政治学”导向“政治科学”，培养了上千名政、经、法学硕士、学士；扩展法学院系科结构，力揽各方名师；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京城濒危之际，不惜毁家纾难，倾力协助罗校长西迁中大，完整保存了国家“最高学府”。
抗战胜利前夕，马洗繁先生终因国恨校难，心事淤结，身染重疾，于1945年4月25日因病辞世，享年五十一岁。
一
马洗繁先生到国立中央大学后，主讲政治学导论、地方政府、地方自治、行政管理学等课程，自行编写教材讲义。他的治学理念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法学科教学内容涉及国家和社会、政治和人民、中央和地方种种社会关系，常与执政者的治国方略有冲突，因此必须把政治学导入“政治科学”境界。他强调：“为求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相呼应起见，各系各组所取教材均着重切近本国问题之资料，……于经济系先设经济资料室，收集关于中国经济问题之资料，于政治系先设行政研究资料室，收集关于中国行政问题之资料，以资切实研究，期待具体结果，贡献于中国之国计民生，更期能逐渐扩充研究范围，以达到创立中国的社会科学之目的。”
马洗繁先生认为应该像欧美各国一样，政治学法学界要建立自己的组织，扩大影响，争取社会的支持。1932年，他与周鲠生、高一涵、周炳琳、张奚若、萧公权、刘师舜等政治学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政治学会，同年9月1日成立大会在国立中央大学礼堂成功举行。
1936年，马洗繁先生将行政研究资料室扩充为行政研究室，正式招收研究生，从事中国行政制度沿革的研究。完成《民国政制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大学丛书。
1938年12月，中央大学研究院成立，马洗繁先生兼任法科研究所所长，第一学年给研究生开出的三门必修课是：行政学研究、政治制度研究和中国政治制度史料研究。当时教育部对中大法学院课程管制很严，主要课目都以“部令”规定。但马洗繁先生授课时从不按“部令”寻章摘句，而是鼓励研究生一面借鉴欧美国家学说和社会学说，一面独立思考、质疑、讨论，采取“圆桌讨论之集体合作方式”，集思广益，导师再从中指导。学生反映：只要把马先生课堂所讲认真记下来，不用整理就是很好的论文。这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深受研究生和指导教授欢迎，成效突出，影响远播海外，令印度政府也派了研究生到中大法科研究所来进修。
二
马洗繁先生对中大法学院的建设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起初，法学院政治、经济、法律三个学系仅有专任教授十三人和助教四人，其他二十九人均为兼任教授。马洗繁先生深知专任教师力量之不足，影响教学和研究至巨，于是在罗家伦校长全力支持下，把延聘精英师资放在建院首位。1932年，张汇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以优异成绩拿到行政法学博士学位，马热忱聘请他回国担任中大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军兴，我国著名的宪法学、政治学学者钱端升随西南联大几度搬迁才到昆明，但联大法学院筹建未果，马先生立即报请罗校长共同出面诚聘钱端升到中大法学院担任法律系系主任。其他如童冠贤、崔敬伯、王铁崖、戴修瓒、卢峻……等一大批知名学者，纷纷应聘来院任教，遂使中大法学院名师荟萃，很快提高了法学院的教学、研究水平。
随着师资力量的大幅度增强和社会需求的发展，中大法学院的系科建设也出现了新局面。原本创建于1928年的文学院社会学系，1936年“奉令暂行停办”；迁校重庆后，马洗繁先生以“大社会、小政府”的理念一再据理力争，终使教育部于1941年秋同意中大恢复社会学系，隶属法学院。马先生力聘孙本文教授为社会学系系主任。1942年，原为法律系下属的一个专业组——司法组，其培育成果已不敷社会需求。马洗繁先生即将司法组从法律系分离出来单列，扩大招生。
此外，马洗繁先生还注重约请社会名流来校给学生作报告，指点迷津，邀请周恩来同志专题演讲便是一例。马先生本是国共合作时期由李大钊介绍入党的左派国民党人，其青年时代组织的新中学会有许多成员后来成为共产党人，这张1919年在日本留学时的合影，于树德、周恩来和安体诚等人后来均系知名共产党员。
斯时国难当头，日寇疯狂凶残，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形势艰险，国立中央大学师生不乏忧心时势感到前途渺茫之人，马洗繁先生遂邀请老友周恩来到中大演讲以指明前景，澄清视听。1938年12月一个星期天下午，松林坡临时礼堂门前贴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副部长莅临我校作形势报告”的巨幅海报。报告会由马洗繁先生主持，周恩来精辟地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和力量，批判了“速胜论”、“亡国论”的谬误，帮助同学认清时局，树立持久抗战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演讲结束，听众齐声赞叹：“周部长讲得真好!”“中国有希望了!”
在马洗繁先生担任法学院院长的十一年间，中大法学院已从原来的三个学系，形成四个学系及一个司法组的新格局；专任教授由十三人增加到三十二人、助教由四人增加到十一人，而兼任教授则由二十九人锐减为九人，整个师资结构发生良性变化；法学院学生人数由1934年的一百一十三人激增六倍，总数达到七百三十七人。而且教学质量及研究水准大幅提升，为我国法政学界培育出一大批佼佼员生，例如当时的法科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王名扬后来就成为我国当代行政法学的泰斗，改革开放后还多次应邀为党政高层传经授课，对我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行政立法工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三
抗战伊始，国立中央大学为保全文脉国学弦歌不辍，整体一次性千里西迁巴蜀的成功壮举，赢得海内外一片赞誉。在罗家伦校长主持决策指挥的西迁壮举中，马洗繁先生为罗校长倚为股肱。
“七七”卢沟桥事变炮响，马洗繁先生即与罗家伦校长同上庐山参加应变“谈话会”，二人反复研讨战事前景和中央大学去向。当时校内校外议论纷纷，迁校还是不迁，远迁还是就近，甚至有“最高学府迁校是动摇人心”的说法。马完全支持罗校长见解，认定抗日战争必定长期，学校必须远迁，最好迁往内地四川。罗校长遂将觅地迁校重任托付给马洗繁和吴干两位教授，委派二人前往重庆寻觅校址，落实迁校事宜。
“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马、吴当天就果决离宁，溯江西上渝州，多方设法，经过月余艰巨工作，最终征得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之刘湘同意，命重庆大学将嘉陵江边“自成小小格局”(马致罗校长电报中语)的山丘松林坡借予中大使用，唯一条件是抗战胜利后中大回迁南京时将一应房屋设施留下。地块得以落实，罗家伦校长急电通知立即成立中央大学重庆办事处，由马洗繁全面负责建校、迁校事宜。马、吴遂在重庆奔忙不息，一面组织人手制订松林坡建校规划，落实施工队伍，购置建筑材料；一面遵罗校长嘱托与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商洽，如何支援中大将各种设备经由长江船运入川……每天深夜用电报电话与南京罗校长联系，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9月23日，罗校长才在南京拿到教育部的准迁令，当日电告重庆开工。马、吴立即将一千七百余施工人员组成十八个包工项目，昼夜赶工兴建。10月初，罗校长再派水利系系主任原素欣等携款前往重庆襄助建校工作。10月4日，罗校长给马先生的电报说：“设计监工事宜……一切须先请兄决定。”可供一千余名学生就读与食宿的校舍，以及教职员工(连同眷属约两千人以上)的生活用房，仅用四十二天便建成，堪称奇迹。10月26日罗校长飞抵重庆即赶到松林坡，所见情景令他大为感动，连声说：“在建筑史上创了记录,创了记录!”
11月初，除医学院另迁成都外，其他文、理、法、农、工、教育六个学院四十多个系科千余名由宁迁渝的莘莘学子，便在松林坡新校址再续弦歌。抗战中迁往内地的大批高校里面，以中央大学迁校“筹划最周密，速度最快，保存最完整”，随即迎来了中大在艰苦条件下发展壮大的新高潮。
中央大学在重庆开学之际，罗家伦校长与马洗繁先生双手激情相握!他俩早在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时相识，在反对北洋军阀斗争中相知，在中央大学的办学建设中相互倾情支持。当罗把西迁重任托付给马，马既有为国纾难的责任感，又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情义心，甫接指令，立即动身，全身心扑在迁校选址、规划设计、开工抢建松林坡校舍之上，别妻儿抛家舍心未旁骛(直到中大在松林坡开课以后，才托请中央大学武汉办事处的王书林教授买到船票，使逃难中途滞留汉口已四个月的妻儿五人前往重庆)，他自己却再也没有返回过南京，以至他留学欧美，执教北平、南京，半生积累的学术资料、授课讲义、论文著作，以及多年收藏的满架图书、唐砚宋瓷、名家字画等心爱文物，悉数未得搬迁而尽损于日寇侵华兵燹。这也是马洗繁先生半生认真编撰讲义，奋笔著述多年，却未多见出版的根本原因。此情此义，甚教罗家伦校长牵情动容，中央大学西迁告成之日，他感慨万千紧紧握着马先生双手说：“洗繁兄舍家纾难，为的就是这举校西迁呵……”他沙哑的喉咙哽咽了，眼里闪着泪光。
罗家伦在强势派系倾轧中离开了中央大学。1943年蒋介石竟自兼中大校长，马先生乃坚辞学校所有职务，离开了他曾为之呕心沥血十一载的学校。斯时抗战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时刻，国恨乡忧，校难家愁，心事淤结，身染肺疾，终于不治，未满五十一岁即于1945年4月25日病故。灵柩出殡之日，浩浩送行队伍中八成俱是闻讯自动前来的中央大学师生员工，前导一对宽幅白布挽幛，上联“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下联“三千弟子，四壁图书”，足见逝者与学校情义之深!人群沿着通往沙坪坝的青石板路前行至嘉陵江畔石门旁，由中央大学安排停灵于最高巨岩顶上的拱形厝室，几近一人高的墓碑耸立墓室前，其上为书法大家于右任手书的“国民参政员马洗繁先生墓”一行遒劲大字。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06,第85-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