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1891—1946)，原名文浚，后改知行，又改行知，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实践家,安徽歙县人。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生于一清贫之家。从小聪明好学，六岁后读了一二年私塾，家境贫困，辍学回家务农，闲暇读书自学。十五岁时免费进入崇一学堂。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翌年考入金陵大学。四年后以全校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旋即保送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师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
1917年夏，陶行知毕业后，在回国的海轮上，对朋友倾吐出他的宏愿：我要使全中国人民都受到教育。
归国后，应聘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专任教员兼教务助理。次年，被聘为教育专修科主任、教务主任。1922年12月被东南大学聘为教授、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系主任。1923年7月辞去主任之职，保留教授名义，赴京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
改革中国教育的先驱
五四之前，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束缚，阻碍了中国教育革新运动的开展。一为封建传统教育的束缚，二为德国一日本教育模式的束缚。对于外来束缚，蔡元培、陶行知等中国教育界先进人物极力介绍欧美教育革新运动情况，呼吁中国教育界“积极借鉴各国教育界的改革，努力奋勉”(蔡元培语)。与此同时，陶行知又力言只有挣脱旧教育的束缚，中国教育才能顺应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迎头赶上。他高举反对封建传统教育与反对洋化教育两面大旗，革除“沿袭陈法”、“仪型他国”的弊端，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
正是在此背景下，陶行知首先在南高师致力于一系列改革。他首倡科学的“教学法”，建议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陶行知说：
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
他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提倡“教学合一”。当这一建议在校务会议上未获通过，陶行知便拒绝担任教育专修科主任。五四运动后，南高师把“教授法”课程一律改为“教学法”。接着，“教学法”之称为教育界普遍接受，通行全国，并一直流传至今。
他还首先向大学不能男女同学的旧习发起冲击。1919年12月，陶行知在南高师校务会议上，提出“规定女子旁听办法案”，与北京大学一起开始招收女生，开中国高校男女同校之先声。陶行知再接再厉，继而促成中学开放女禁，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女子教育。
传统教育机械划一，压抑学生个性自由发展。1919年陶行知担任南高师教务主任后，就提出“改良课程案”，将本校课程改为“选科制”，规定“一科之学生可以选择他科之学程”，以利学生自由发展。与此同时，他实行学分制，以利于选科制的实行。他反对狭隘的课堂教学，积极提倡各系科走出校门开展参观实习活动，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特别重视体育和文艺，倡行校际竞赛，支持戏剧研究会演出新剧等。
陶行知坚信教育的民主化有赖学生自治。他在南高师成立学生自治会，放手让学生自治。他认为：“学生自治乃共和国学校里一件要事”。
陶行知还把教育改革的目光投向全国。他认为学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重点。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起修订学制，陶行知被推为学制起草委员之一，他对学制改革问题发表了不少评论性和建设性的意见。讨论三年，拟定出《壬戌学制》，即“六三三制”(小学六年、初高中各三年)。该学制一直沿用至今，是二十世纪在中国影响最大最为持久的学制。
陶行知向来重视师范教育。在南高师和东大时期，不断提出了师范教育改革的构想，如要提倡广义的师范教育，扩大培养对象，克服片面性和狭隘性；要注意在职教师的进修与提高，通过各种形式对他们“负起继续培养的责任”；师范课程要适应社会的发展、科学的发达和教育的进步；师范教育应克服重城轻乡，适应乡村教育的需要等。陶行知这一时期的构想，在后来的晓庄师范试验中得到了实践与发展。
新教育思想的积极传播者
陶行知归国后，致力于宣传欧美教育革新，置身于中国教育革新的前沿阵地。
1919年初，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应邀到日本讲学。陶行知闻讯后，即与郭秉文商议，决定由郭秉文赴日面邀杜威来华。杜威允诺后，陶行知立即写信给胡适，建议由北大、南高师和江苏教育会三家各举代表一人，具体负责杜威来华事宜。
1919年4月底，杜威偕夫人和女儿抵沪，陶行知作为南高师代表，和北大代表胡适、江苏教育会代表蒋梦麟等前往迎接。杜威在上海、杭州游历并讲演后，于5月中下旬到南高师讲演，均为陶行知等陪同翻译。1920年4月，北大要求续聘杜威一年得到同意。杜威再次南下讲学时，陶行知先在南高师安排讲学一个半月，请杜威主讲教育哲学、哲学史与实验伦理学。接着，杜威又到各地讲学，由陶行知与郭秉文及刘伯明轮流任翻译。是年冬，邹韬奋译成杜威《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陶行知审校后交付出版。陶还把南高师所办的实验学校命名为“杜威学校”。
杜威来华讲学是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标志。陶行知对此事发挥了积极作用。
继杜威之后，美国另一教育家孟禄也来华考察，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仍是陶行知。1921年夏，陶行知与蔡元培、张伯苓等在北京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议定邀请孟禄来华进行教育调查。孟禄作为国际知名的教育史专家，对中国传统教育之弊也知之甚明，他希望中国教育改革朝民主共和方向发展。1921年12月，在北京召开中国教育调查讨论会，由各方面代表一千余人出席。陶行知主持讨论会，孟禄报告调查所得并参加讨论。如果说，杜威的讲学使中国文教界人士大开眼界，指明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那么，孟禄的教育调查则指出中国教育的病源所在，并开出匡治方案。这两位大教育家互相配合，把中国教育改革引向新路。
与此同时，中国新教育倡导者极力主张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参与国际教育运动，陶行知又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准备参加1923年在旧金山召开的世界教育联合会成立大会，陶行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用了一年多时间调查汇编成《中国教育之统计》，共得表格五十六种；编辑有关中国教育之报告十七种，并组织专家学者研究赴会的提案。这些材料反映了前阶段中国教育革新运动的成绩。当时公推蔡元培、郭秉文、陶行知等为参加首届世界教育会议的代表。陶行知因公务繁忙不能赴会，东大校长郭秉文在会上被选为世界教育联合会副会长。后来陶行知又被推举为参加第二、三届世界教育会议的代表。
平民教育运动的推行者
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发端较早，二十世纪初，陈独秀、邓中夏等开始提倡平民教育。而当杜威的平民教育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后，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1920年夏，陶行知在南高师举办暑期学校时，曾组织学生教附近平民识字。
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首届年会上，通过了《推行平民教育案》。1923年6月陶行知在南京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试办三所试验学校，每校招生五十人。在平民学校实验过程中，他发现店家住户大多因店务家务不能前往上课，这一情况促使他寻求解决办法。他由家中孙儿教祖母、大儿教小儿得到启发，认为可以随处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我教你，你教他，他又教他，他把这种方法叫做“连环教学法”，最后定名为“平民读书处”。他不但在自己家里办起了“笑山平民读书处”，让六岁的小桃教奶奶识字，还促使梁启超、胡适、熊希龄、蒋梦麟等京中名流都在家中办起了读书处。此风一开，平民读书处风靡一时。
1923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期间，在清华学校举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会，有十九个省区的代表参加。陶行知被推为董事会执行书记。
推广平民教育，这是陶行知多年来的奋斗目标。为此，陶行知风尘仆仆，足迹所到之处，广泛联系各界头面人物，争取同情支持，推动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发表演讲，制造舆论，听众包括在校师生、商人、工人、农民、警察、和尚，乃至在狱犯人等。数月内，全国已有十五个省区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三十万人
受《平民千字课》的教育。1924年6月，平民教育运动更推行到二十个省区，有五十万人受《平民千字课》的教育。据后来统计，由陶行知、朱经农合编的《平民千字课》总发行量为三百万册，由此可见运动规模之大。
为推行平民教育运动，陶行知公而忘私，年节往往都在旅途中度过。他的《车上过年》一诗说：
上车过旧年，下车过新年。
年年车上过，也算是过年。
然而，政局动乱和经费短缺，使平民教育运动举步维艰，加诸他与晏阳初的误会分歧，陶行知终于退出平民教育促进会，转而思考乡村教育问题。
东大八年生涯的总结
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在南京举行。陶行知将会址设在东南大学。年会期间东大承办了一次全国教育展览会，展品琳琅满目，社会影响深远。这届年会还提出了“力谋收回教育权案”、“促进蒙古教育案”、“推进平民教育案”等一百二十七个议案，为历届年会之最。
1925年东大发生“易长风潮”。北洋政府为排斥异己，免去郭秉文的校长职务，改派胡敦复接任校长。校内斗争激烈。陶行知仍是东大名誉教授，对此不能超然事外，他出面劝解，无济于事。郭秉文被迫去职，陶行知也离开东大。
陶行知在东大的八年，是探索改造中国教育之路的八年，也是他试图以欧美新教育思想来改革中国教育的八年。但是现实中的挫折和磨难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改革中国教育必须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无现成样板可寻，必须创造自己的理论体系，要走自己的路。正如他后来所说：
我可以说“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就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在山穷水尽之时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路。
于是他从中国国情出发，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教育主张，改变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创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崭新的“生活教育”理论。同时以此为指导，满怀信心地走上了改革中国教育的新路。
二十年奋斗留青史
1926年，陶行知重点转向研究乡村教育。次年3月，他创办的南京试验乡村师范成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第一个试验基地，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社会生活相结合，并以“教学做合一”为校训，试验培养“乡村人民儿童所敬爱的导师”。三年后，因师生赞成抗日，援助工人罢工斗争，国民党当局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封闭晓庄师范。陶行知被通缉，晓庄革命学生遭杀戮，晓庄事业受到无情摧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陶行知为教育团结工农大众共赴国难，在上海宝山县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当时日寇即将攻入山海关侵占华北，所以陶行知为工学团“取名山海，语意双关，志在实施国难教育，唤醒祖国人民，收复一切失地，要日寇还我河山”。这时，陶行知还提出“小先生制”，动员全国的小学生做“小先生”，形成一支普及教育的大军，在国难教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8年8月，陶行知创办重庆育才学校，招收有特殊才能的孤儿难童入学，因材施教，把孩子们培养成抗战建国的人才。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和经济封锁下，育才学校困难重重。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大力支持陶行知，使育才师生度过难关，成为嘉陵江畔之一革命摇篮，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输送了大批英才。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提倡民主教育，创办社会大学，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运动。1946年4月，陶行知到上海后，奋不顾身投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国民党特务终于向民主人士挥舞出血腥屠刀，在昆明先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并传陶行知在黑名单上名列第三。陶行知闻后毫无惧色，大义凛然，并说：“我等着第三枪!”体现出他临危不惧、为革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是年7月25日，陶行知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不幸突患脑溢血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五岁。
陶行知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伟大的一生。毛泽东评价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称颂他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赞扬他是“万世师表”。富有革命精神、求真精神、创造精神、献身精神的陶行知，永远是我们后人学习的光辉榜样。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实践，以及他的六百多万字的著作，是留给我们后人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学习、研究和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将对推动和深化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01-209页。